纪效新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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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纪效新书》是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平倭战争期间练兵和治军经验的总结。他在《自序)中说:“数年间,予承乏浙东,乃知孙武之法,纲领精微莫加矣。第于下手详细节目,则无一及焉。犹禅家所谓上乘之教也,下学者何由以措。于是乃集所练士卒条目,自选*亩民丁以至号令、战法、行营、武艺、守哨、水战,间择其实用有效者,分别教练,先后次第之,各为一卷,以海诸三军俾习焉。顾苦于缮写之难也,爱授粹人。客为题曰:《纪效新书》。
夫曰‘纪效’,明非口耳空言;曰‘新书’,所以明其出于法而非泥于法,合时措之宜也。”这段话说明了撰写本书的目的、成书的时代、背境和主要内容、特点,以及书名的来历和含意。但未言及具体成书年代。据《戚少保年谱耆编》卷二记载:“嘉靖三十九年,……春正月,创鸳鸯阵,著《纪效新书》。”说明《纪效新书》当写成于戚继光调任浙江抗倭的第六年即嘉靖三十九年(1560年)。
《纪效新书》原本十八卷,卷首一卷。具体篇目如下:卷首包括“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”、“新任台金严请任事公移”、“纪效或问”三篇。正文分:束伍篇第一、操令篇第二、阵令篇第三、谕兵篇第四、法禁篇第五、比较篇第六、行营篇第七、操练篇第八、出征篇第九、长兵篇第十、牌筅篇第十一、短兵篇第十二、射法篇第十三、拳经篇第十四、诸器篇第十五、旌旗篇第十六、守哨篇第十七、水兵篇第十八,共十八篇十八卷。另外,戚继光被调广州镇粤时,曾“复取《纪效新书》雠校,梓于军中。”(《戚少保年谱耆编》卷十二“孝思词祝文”)此本共十四卷。不仅卷数与十八卷本不同,而且篇目和内容也有差异。卷前有明王世贞《戚将军纪效新书序》和与《练兵实纪·凡例》大致相同的“教习次第”。这里不仿将其篇目也抄录于下:束伍篇第一、耳目篇第二、手足篇第三、手足篇第四、手足篇马附第五、比较篇第六、营阵篇第七、行营篇第八、野营篇第九、实战篇第十、胆气篇第十一、舟师篇第十二、守哨篇第十三、练将篇第十四,共十四篇十四卷。十四卷本是戚继光晚年的手校本,吸收了《练兵实纪》的精华,补充了新的内容,值得重视。
《纪效新书》(十八卷本)总序中的“公移”紧密结合东南沿海的地形、我情与倭情,论述了练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,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练兵理论和计划。《纪效或问》则对重要问题,尤其是最急需解决的事情进行申明和论辨,以防疑惑不解,他自注说:“柬伍既有成法,必信于众,则令可申。苟一字之种疑,则百法之是废,故历述所急与可辨者,为或问以明之。”正文十八卷详细而又具体他讲述了兵员的选拔和编伍、水陆训练、作战和阵图、各种律令和赏罚规走、诸种军诫兵器及火药的制造和使用、烽堠报警和旗语信号等建军作战的各个方面,并有大量形象逼真的兵器、旗帜、阵法、习艺姿势等插图。书中还详细记述了戚继光发明的鸳鸯阵,即一种以牌为前导,筅与长枪,长枪与短兵互防互救,双双成对的阵法。
《纪效新书》语言通俗,“其词率如口语,不复润饰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),结合士卒实际讲道理,情深意切,易学易记,如在《禁令篇》对士卒说:“凡你们当兵之日,虽刮风下雨,袖手高坐,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。这银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地方百姓办纳来的。你在家那个不是耕种的百姓,你肯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,即当思量今日食银容易,又不用你耕种担作,养了一年,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。你不肯杀贼保障他,养你何用?就是军法漏网,天也假手于人杀你。”
《纪效新书》“乃集所练土卒条目”汇辑而成,类似军中各种条例条令的汇编。在这些条款中,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时练兵、作战的思想。他针对当时“浙兵”,战斗力低下的状况,首先强调要从严治军,提出了创立兵营、选兵、练兵的三部曲,并制定了整顿军队的六条措施:“一曰首正名分,使指挥千百户旗军丁舍,秩然有序,而卫所之号令,必行于上下;二曰拿治剥军,以苏久困之卒,使士气渐裕;三曰重治刁军刁官,使卫所之官,敢于任事;四曰禁所伍越序文移,无印白呈,以肃军政;五曰谕以忠义,厚恤战亡,以劝亲上使长之念;六曰清磨户口,均编差役,以养荷戈之力。”(《新任台金严请任事公移》)他主张“恩威兼著,情法相融。中有梗玩者,重治以警其余。”(《纪效或问》)他还形象的把威严比作舟,把恩信比作舵,认为“载人者舟之功,而可以使之载者则舵也。”(《柬伍篇》)
《纪效新书》特别重视选兵,开篇第一句话就是“兵之贵选。”(《束伍篇》)认为选兵“其法惟在精”(《柬伍篇》),反对“用城市游滑之人”,“奸巧之人”,主张用“乡野老实之人”。对于选兵的具体标准,认为“丰伟”、“武艺”、“力大”、“伶俐”四条既不可废,亦不可专恃,“惟素负有胆之气,使其再加力大,丰伟伶俐,而复习以武艺,此为锦上添花。”(《束伍篇》)然而这样的人不易选到,相比之下,最主要的条件是“必精神力貌兼收”,因为武艺差可以教习。对于选来的士卒,要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发给他们兵器,“皆当因其材力而授习不同”,“如藤牌宜于少壮便健,狼筅长牌宜于健大雄伟,长枪短兵宜于精敏有杀气之人。”(《束伍篇》)在练兵方面,《纪效新书》特别强调按实战要求从难从严训练,反对只图好看的花架子。认为“设使平日所习所学的号令营艺,都是照临阵的一般,及至临阵,就以平日所习者用之,则于操一日,必有一日之效,一件熟,便得一件之利。”(《纪效或问》)并批评不按实战要求的训练方法是“虚套”,“就操一千年,便有何用,临时还是生的。”尖锐指出“各色器技营阵杀人的勾当,岂是好看的。”(《纪效或问》)“凡武艺,不是答应官府的公事,是你来当兵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贴骨的勾当。你武艺高,决杀了贼,贼如何又会杀你。你武艺不如他,也决杀了你。若不学武艺,是不要性命的呆子。书中规定:“凡比较武艺,务要俱照示学习实敌本事,真可对搏打者,不许仍学习花枪等法,徒支虚架,以图人前美观。”(《比较篇》)重视号令训练,规定:“各便宜简明号令,合行刊给,各于长夜,每队相聚一处,识字者自读,不识字者就听本队识字之人教涌解说,务要记熟。”要求将士“耳只听金鼓,眼只看旗帜”,“大家共作一个眼,共作一个耳,共作一个心。”(《号令篇》)重视平时养成训练,认为“操兵之道,不独执旗走阵于场肆而后谓之操,虽闲居坐睡嬉戏亦操也。”(《纪效或问》)他还认为,训练毕竟与实战有所差别,平日十分武艺,临时如用得五分,便可成功。“开大阵,对大敌,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不同。堂堂之阵,千百人列队而前,勇者不得先,怯者不得后,丛枪戳来,丛枪戳去,乱刀砍来,乱杀还他,只是一齐拥进,转手皆难,焉能容得左右动跳;一人回头,大众同疑,一人转移寸步,大众亦要夺心,焉能容得或迸或退。”(《纪效或问》)
《纪效新书》要求将帅不仅要有带兵制敌的文韬武略,而且要精通各种技艺,要作士卒的表率;不仅战时与士卒患难与共,而且平时也要处处与士卒同甘共苦。指出:“为将之道,所谓身先士卒者,非独临阵身先,件件苦处,要当身先。所谓同滋味者,非独患难时同滋味,平处时亦要同滋味,而况技艺岂可独使士卒该习,主将不屑习乎?”(《纪效或问》)
《纪效新书》特别强调赏罚在治军中的作用,主张赏罚要公正,赏不避仇,罚不避亲,指出:“凡赏罚,军中要柄。若该赏处,就是平时要害我的冤家,有功也是赏,有患难也是扶持看顾;若犯军令,就是我的亲子侄,也要依法施行,决不干预恩仇。”(《禁令篇》)戚继光言行一致,带头执法,后来以临阵回顾,斩其长子。书中还制定了许多具体的训练纪律,各项赏格罚条、连坐法等。制订了严格的民众纪律,如规定:“砍伐人树株,作践人田产,烧人屋房,奸淫作盗,割取亡兵的死头,杀被掳的男子,污被掳的妇人,甚至妄杀平民,假称贼级,天理不容,王法不宥者,有犯,决以军法从事抵命。”(《禁令篇》)
《纪效新书》重视兵器在战争中的作用,认为:“器械不利,以卒予敌也;手无博杀之方,徒驱之以刑,是鱼肉乎吾士也。”(《长兵篇》)书中以大量篇幅记述了各种兵器的制造、形制、样式、作用、习法等。并对长短兵器的使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,认为“长则谓之势险,短则谓之节短。”(《长兵篇》)主张长兵短用,短兵长用,即用长兵器要在较近的有效距离攻击;短兵则先用标枪袭敌,然后乘敌躲闪之机杀入。书中还记述了戚继光就地取材而发明的新兵器“狼筅”,即用节密枝坚的竹子削制而成的一种兵器,戚继光称其为“行伍之藩篱,一军之门户”(《牌筅篇》)。
《纪效新书》是明代著明兵书。它出于抗倭名将之手,所述内容具体实用,既是抗倭中练兵实战的经验总结,又反映了明代训练和作战的特点,尤其是反映了火器发展一定阶段上作战形式的变化。具有较高的军事学术价值。但是,《纪效新书》作为一部当时实用的兵书,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,许多条款早已不适用了,同时里面也夹杂着一些糟粕,如用所谓“相法”选士,“忌凶死之形,重福气之相”;用阴阳五行八卦之说解释旗帜颜色;认为士卒是愚人等,这是我们在肯定它的价值的时候特别需要指出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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